“中国式送礼”的四大误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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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l 先知书店

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，礼物虽贵，也会失去了价值。——莎士比亚

美国人类学家大卫・格雷博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几个世纪以来，很多人一直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物物交换开始，但从传教士、冒险家、殖民者留下的记录看，没有任何一个原始部落的运作，建立在 “一袋土豆换一双鞋子” 的经济模式之上。

在原始部落，如果有人想要得到他人的一双鞋，别人往往会说：“既然你喜欢，就拿去吧。”因为在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中，人们的心里有个账本，记录着彼此人情往来的欠账，但人们并不会用物物交易的方式来当面结清、两不相欠，而是会让这种人情账一直滚动。

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，往往就是靠着这种你欠我一双鞋，我欠你一件上衣的“人情”。如果两不相欠，就意味彼此不再建立任何关系。而礼物就是表达人情的一个载体，换句话说，这才是几千年来，直到今天，“礼物”存在的本质。

但是近十几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、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形，“送礼”渐渐丧失其本质，陷入了四大症候之中：

◎送礼的本意不在“礼”，而在“情”字。好的礼物往往成就了一段人情往来的佳话。但如今送礼，送礼的人带着明确的目的，礼品成了各取所需的交易。

◎送礼本是一种主动的馈赠，它含有祝福对方之意，是人类天性中的善在起作用。但如今，送礼却成了一种“避险”，尤其面对拥有“生杀予夺”之权的领导，“领导未必记得谁送了礼物，但他一定记得谁没送”。

◎送礼本是为了寻求知己、表达欣赏，以塑造一段平等的、“双向度”的人际关系。但如今送礼，只见“单向度”的付出和讨好。正所谓“把礼物送给不关心你的人，犹如把美酒倒入了大海”。如此情状，令人感慨。

◎送礼为了“达意传情”，务必需要用心。但如今，形式主义下的跟风送礼，以及市场上千篇一律的节日礼盒，让“送礼毫无新意，收礼毫无惊喜”，成了一种机械性的重复劳动。

当今社会，送礼之难与扭曲，可见一斑。但作为社会性的动物，我们又无可避免地需要使用礼物来维系人际关系。

那么，礼物究竟应该怎么送、送什么，才能令送礼和收礼的人都满意？这方面最好的参考对象，当属大国之间的礼物往来。

“国礼”：送礼的最高标准

两国之间往来，对“国礼”的挑选需要慎之又慎，因为它需要实现双重的功能：

它既需要表达领导人在个人层面的诚恳和用心，又需要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，从而稳定两国的邦交。不恰当的“国礼”，不仅有失尊重，甚至会酿成一场重大的外交失误：

2009年3月初，刚刚走马上任的奥巴马，与英国首相布朗互换国礼，布朗精心为奥巴马准备了一支笔筒，和1880年英国女王所赠的总统办公桌形成呼应——两者分别取材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“兄弟军舰”，布朗借此强调了英美的传统与历史情谊。

而奥巴马回赠布朗的，却是25盘好莱坞大片影碟，由于DVD标准问题，这些DVD根本无法播放，引起英国媒体乃至民众的一片哗然。

英国前首相布朗（左）

可见“国礼”绝不仅仅在于贵重与否，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象征含义。

同是美国总统，尼克松在送礼方面便比奥巴马要“机智”得多。

1972年以前，中美两国分属不同阵营，彼此间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，外交上也老死不相往来。

但是70年代初，美国内政外交陷入了双重困顿：一方面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潭脱身；另一方面，面对苏联的步步紧逼，美国亟需改善中美关系，以增加在亚洲抗衡苏联的资本。

苏联在亚洲的军事扩张行动，让中国周边的领土安全严重恶化，这也加强了中国领导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。

终于，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使团访华，“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”标志着“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另一个时代开始”。

1972年尼克松访华

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性时刻，尼克松将美国的国宝级学者巴巴拉·塔奇曼的作品选为“国礼”，将其送给了中国时任领导人，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。

尼克松选赠的“国礼”，显然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：

在30至40年代期间，美国曾将中国视为抵抗日本入侵的亚洲基石，罗斯福更是希望，一个强大、繁荣又亲美的中国，能够成为战后和平的四个支撑点之一。

因此，他们大手笔的援助国民党政府，然而，这种“美国梦”最终破碎了。美国人在中国最终迎来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：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，变成相互间的敌视；一个有着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外交政策，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。

作为对中国问题思考最深的美国历史学家，芭芭拉·塔奇曼用《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》一书深刻地反思了“美国模式”在国统时期的失败——

在塔奇曼看来，“美国梦”要面对的，是中美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和逻辑差异。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政府，从来就不想变成下一个美国，但他们以一种特有的“中国智慧”，巧妙的给了美国人以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在韬光养晦中搭上了美国这辆车，获得了大量利益。

最后，塔奇曼在书中如此总结道：

“史迪威的使命，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卓越努力，然而这个使命未能达到最终意图，因为其目标不可企及。最终，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，就像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”

尼克松借芭芭拉·塔奇曼的作品，委婉地表达了美国对这种失败的承认和接受，这也意味着美国希望与中国搞好经济建设、遏制苏联独霸的诚意。

而中方以“批判中国人之国民性”著称的鲁迅作品回赠，则同样是对美国这一诚意的回应。此后，中美关系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。

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“国礼”是“国家人格”的延伸，它不仅是这个国家“软实力”的象征，通过内在的意涵，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“眼光”与“格局”。

个人送礼亦是如此，一份礼物不仅能反映出送礼者的“眼光”与“格局”，同时也映射了收礼者在他心中的“眼光”与“格局”：

——送吃穿用度，说明送礼者认为对方大概是个“实用主义者”；送烟、酒，代表送礼者认为“享乐”大于健康，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对方并没那么自律；送“声色犬马”，就更不必明说了。

其实，一份真正好的礼物，不仅要能表达诚意和尊重，更要对双方的人格有所延伸——它应该在精神层面上，展现出送礼者和收礼者的人格和品味之契合，如此才能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机会。

而一本好书，恰恰就是一份这样的礼物：

它既是对送礼者的人格化表达，又能向对方的人格表达欣赏、尊敬之意，如此便为双方创造了深层次对话的契机。

因此，在人类最珍视的三种关系：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中，书籍及其背后所承载的，往往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精神价值与情感纽带。

书籍不仅是人类进步的阶梯

也是升华关系的最好抓手

世间但凡牢不可破的关系，往往都建立在相同的价值观之上，这样的关系，往往更经得起时间检验，甚至至死不渝。

◎锻造友谊的最好礼物：矢志不渝的价值观

人生一大幸事，便是寻得三观一致、志趣相投的同类。即便遇到艰难险阻，彼此互相激励，也能有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勇气。

比如，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，就有这样一对“精神眷侣”：

他们既非恋人，也不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，却因相同的价值观而锻造了一段坚不可摧的友谊。两人之间的种种往事被人称为“政治姻缘”—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。

撒切尔与里根的初次相遇是在1975年。

当时，撒切尔夫人是英国保守党的党魁，但伦敦的政客并不买她的账，而里根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，他演员的过往经历，被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看不起，被戏称为“好莱坞的戏子”。

都是“局外人”的身份，让两人一见如故，根据在场的人回忆，“他们像多年的朋友一样聊得十分投合和亲热”。

多年以后，当二人分别执掌英美两国，在西方世界刮起一股强大的“自由风暴”时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二人能“一见钟情”——是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柯克等思想家，塑造了两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。

灵魂深处相同的价值观，让两人的关系超越了政治，往更加亲密的方向发展。在私下，双方甚至以“里”和“玛格丽特”称呼对方。

1981年7月，七国峰会在渥太华召开。闲暇之余，里根用钢笔在纸片上涂鸦。里根离席后，撒切尔夫人将纸片悄悄收藏。撒切尔夫人回忆道：“我把纸夹在自己的文件里，带回唐宁街10号，一直收藏在家里。我十分着迷于他的这幅涂鸦作品。”

而里根对撒切尔更是“含情脉脉”。一次，撒切尔夫人生日时，里根在贺词中说，“能与您分享生命中这么多特殊的时刻不胜荣幸！”很多人就此惊呼“那口吻就像丈夫对妻子”。

而当撒切尔夫人在国内受到罢工之类的压力时，里根也会及时送上支持：“想你，我和以前一样相信，你一定会克服困难的。”

作为国家领导人，撒切尔和里根从《自由宪章》、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、《美国秩序的根基》等保守主义著作中坚定了自由市场的理念，并实现了各自的政治理想；

作为朋友，他们一生互相尊重、互相勉励、在对方遭遇非议时无条件地给予支持；

作为“精神伴侣”，他们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撒切尔甚至在里根的葬礼上第一个为他致辞，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破格待遇。

里根与撒切尔夫人，因为价值观的相通，带来感情上的相惜，灵魂上的共鸣，并超越利益之争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政治佳话。

可见，无论是寻觅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，还是建立君子之交的终身友谊，价值观都是最关键的纽带。因此有人说，三观一致将超越血缘关系，成为新的人际纽带。

而赠书的本质，便是赠送价值观。一本精挑细选的好书，既是送礼者价值观的体现，也是在表达对收礼者价值观的认同。

将一本好书，送给价值观契合之人，好似一颗灵魂对另一颗灵魂的击节赞赏。它超越了实用，在最关乎信仰的精神层面建立情感连接，因此这种纽带一旦建立便牢不可破。

◎让亲情更紧密的不是血缘，而是健全的人格和一致的三观

有句英国谚语在中国广为流传：血比水稠，血浓于水。这句话的本意，是强调亲情之重要，号召大家爱自己的家人。

血缘固然重要，但好的亲子关系，更在于父母送给孩子的两份礼物——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三观。

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傅聪的父子关系，他们一生保持着平等且高质量的沟通，人们将这种关系归纳为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。

傅雷是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，有的是骨气与气节，在60年代风声鹤唳的时代氛围中，面对不公的世道，他宁可玉碎也不愿瓦全，与妻子双双自杀，以决绝的方式维护了人格与尊严。

傅雷夫妇

谁能想到，这么浑身傲骨的一个大学者，在面对自己的儿子傅聪时，却是满腔的柔情。

1956年，傅聪准备去波兰深造钢琴。傅雷既高兴又担心，反复叮咛、嘱咐，唯恐有所遗漏：

“好孩子，安安静静的准备出国罢。一切零星小事都要想周到，别怕天热，贪懒，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妥帖……想念我们的时候，看看照相簿。”

然而，儿子才刚走一天，大学者傅雷就“缴械投降”，轻言细语地给儿子写了一封信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走后第二天，就想写信，怕你嫌烦，也就罢了。可没一天不想着你……“

盼望着盼望着，儿子终于归国，傅雷痛快极了，与儿子彻夜神聊，从哲学到音乐，从人生到感情，无所不谈，颇有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古韵。

傅雷一家三口

在傅聪很小时，傅雷便亲自传授先秦诸子学说、孔孟之道，培养傅聪的传统文化底蕴。傅聪在国外念书的十余载，他又寄去了大量的书籍、诗歌、画作、翻译书稿等，极大地开拓了傅聪的心胸和视野。

晚年的傅雷，内忧外困。一方面，长期的伏案工作使他的健康屡亮红灯，医生警告：若不立即停止费眼、用脑的工作，有可能会失明。另一方面，傅雷50万字的译作因种种限制不能出版，没有稿费，收入骤减。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，更令日渐衰弱的傅雷忧虑难安。

但身处危局中的傅雷最重视的，始终还是儿子为人处世的价值观。为了让儿子成为一个大写的人，傅雷可谓是苦心孤诣。

1958年4月19日，傅聪夫人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说：“爸爸的身体很糟”……眼睛“发花、发酸、淌泪水”。但傅雷就是用这双酸痛流泪的眼睛，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手抄了一本艺术学巨著，寄给儿子。

在家书中，他这样对傅聪说：

“因你对一切艺术很感兴趣......若能彻底消化，做人方面，气度方面，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，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。”

透过字里行间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张关怀、殷切的脸，耐心和絮叨都刻进了每一条皱纹。

正是因为傅雷的用心培育，傅聪日后不仅成就斐然，而且和父亲建立了持续终身的友谊。傅聪多次提到，这才是他最为珍视的财富。

晚年的傅聪

过去的父母，在物质层面为孩子劳心劳力，从孩子年幼时的吃穿用度，到成年后的车房嫁娶，无微不至。他们大多亲身经历过匮乏年代，时代的烙印刻在身上，让他们认为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毫无保留的物质付出。

这样的爱虽然很了不起，却对双方都太沉重。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，使得我们的亲子关系有机会从单纯的物质索取、供养，转变为双向度的精神交流，而这必然也包含了“健全人格的培养，正确三观的塑造”。

最稀缺的父爱最“简单”，最深刻的教育最平凡。我们也许不像傅雷这样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教育方法，能够信手拈来直接把价值观传递给孩子，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是巨大的。正如一位平凡但优秀的中国爸爸与小孩一起成长的真实记录——《爸爸与小孩》的作者赵洪云所写：

“和小孩探索世界，每一次关于思想和精神的交流，就是一次成长，这是小孩的童年，也是爸爸的童年，孩子的成长不是结束，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，而是开始的结束。”

对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“成为人“。因此，在孩子的年幼时，父母要开启他认识世界的路途，壮大他的见识、健全他的人格、扶正他的价值观，这种精神层面的来往，是比血缘关系更为牢靠稳固的关系纽带。

赵洪云的孩子今年刚好读大学，因此他写《爸爸与小孩》是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一份成年礼。这本书的出版也是给所有想要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、健全孩子的心智、建立一段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的一份陪伴礼、成长礼。

因为，让亲情更紧密的不是血缘，而是健全的人格和一致的三观。从单纯的物质供养转向价值观的赠予，不仅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，也是父母最应该给予，而孩子又最期望得到的珍贵礼物。

最好的礼物

不仅是送情意、送祝福

书之所以能成为承载友情、亲情乃至大国外交的礼物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，书更贴近精神、情感需求的本质：既彰显了送礼者的诚意和品味，又让收礼者感到自身的内在价值被读懂、被“看见”。

惟其如此，送礼者和收礼者的关系，才不会堕入“马斯洛需求”的底层，才能进一步让双方的关系在精神层面得以升华。它至少破除了中国人送礼的三个误区：

◎“越贵重的礼物，越能体现心意之诚”。殊不知，过于贵重的礼物，不仅对自己是一种经济负担，也会让收礼的人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。一本好书的价格不过区区几百，但它对人的精神所产生的塑造作用，却是多少钱都难以衡量的。

◎“越实用的礼物，越能满足对方所需”。其实，这是物质匮乏年代的思想遗留，在吃穿用度极大丰富的今天，人们更加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。而一本经过时间沉淀的好书，绝不仅仅只是娱乐至死时代的“精神快消品”，而是经得起反复回味，乃至于收藏而传于后世的。

◎“最好的礼物，是给对方最想要的”。这看起来理所应当，但却是最大的谬误：很多人嗜烟、酒、槟榔如命，如此送礼，无异于推人入火坑。一本思想透彻、内涵深刻的好书，不会顺从并放大人性的懒惰和贪婪，而是激发人性向上的力量，将阅读者推向一个更清醒、更自律的精神境界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世间最好的礼物，便是一本可以反复回味的好书，为此，先知书店特别为书友准备了四套书礼：

◎送领导的“思想智慧礼”——从“单向度”的送礼变为“双向度”的精神层面“社交”：一套开启阅读之美与智慧之旅的书礼，收礼者不但想要读完，还会找送礼者交流，完成一场精神层面的“高层次社交”。作为国礼，“塔奇曼作品集”不只是一套书，更是一个关于智慧、审美、品质、品位的符号。

◎送长辈的“历史文化礼”——让价值观不再成为代沟：代沟的本质，并非来自年龄或知识层次，而是其背后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。为此，先知书店分别从近代史、现代史、世界政治三个角度，精选了一份“重新理解历史与文化”的认知书单，既关怀长辈的精神世界，又为双方今后的交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前提。

◎送孩子、送亲朋的“亲子成长礼”——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就是他们的价值观：《爸爸与小孩》这套书为纠结的父母们提供了一整套培养孩子的精神品格、健全孩子的心智、改善亲子关系、弥补学校教育短板的“参考答案”，为孩子塑造受益一生的价值观。

◎送自己、送朋友的“艺术典藏礼”——审美是最深刻的教养：一个完整的家庭艺术馆，不能只有艺术的骨架，更需要填充艺术的灵魂。“文艺复兴大师系列”凝聚了四百年以来有关“美”的定义，浓缩了人类最天才的创造，是一套回归美之本质，彰显审美与艺术品味，足以收藏、传世的艺术经典。

一本好书，不仅能传情达意，更是升华关系的礼物。先知书店还专门定制了精美礼品包装袋，随书附赠，书礼中的许多书都具有签名或稀缺等附加值，识图扫码即可查看详情。（热爱艺术信仰的书友，还可一并收藏“艺术与信仰礼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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